范凌：消解建筑学边界的不断尝试

　    建筑师、空间艺术家。2007年起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2010年起成立范凌工作室(FANStudio)从事空间艺术和设计实践，注重研究、分析和推演城市和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并勇于挑战预设的边界条件。目前为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候选人。

　　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学科，建筑师是一项既传统又时尚的职业，只因人类从不曾停下对“诗意地栖居”愿望的实现。

　　早在公元前，维特鲁威就完成了阐述古希腊和罗马建筑经验的着作《建筑十书》，这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指导类书籍至今对于那些研究者依然很有吸引力。而在日新月异的每一天，结合或应用数字技术的建筑物也正成为研究者的当代史修编对象。但是在以创新扞卫名誉的各色项目中，虽然光怪陆离，纵使花样迭出，这一学科的边界也并未迎来本质的触动，现代主义的地位难被影响。

　　一直以来，年轻的范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上思考如何消解或去除建筑学的边界。这一立场从未曾改变，但是在不同阶段的求学或工作情境中投射为不同的表现和倾向，而贯穿的思考本身作为成果就是——我们以乐观和创新探索空间边界。这一探索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对建筑认识和消解的能力的提升。

　　探索空间边界的尝试

　　2007年起，范凌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授课，在这段时间组织展览、着书或展开设计，在批判和后批判、策略、城市学、材料性等话语系统外为建筑界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思考机会。

　　现代主义在现实中对客观、理性有强烈的认同和追求，而图像价值被过度放大。范凌认为，“当图像成为支配性的感觉媒介，它就会阻隔传统的身体与物质空间的关系。”当对图像的消费逐渐日常化后，图像也逐渐成为人与客观环境之间认知形成的主要途径，假如图像的二维特征吞噬了建筑可能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那人的自然性是否需要以叛逃现代性作为历史策略来实现?“大量建筑媒体上的摄影作品和效果图所反映的读解、理解建筑本体的过程，并不是进入这个空间，而是欣赏这个空间的图像的过程，读者并不在了解建筑本身，而是在欣赏摄影师拍摄的空间角度或画面。”去年，他的个展“胖平飘计划”是一次有关对现代主义反思的展览和讨论。“没有人不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主义的建筑是瘦的，骨架式的，空间化的，甚至落地的，那胖、平、飘是对现代主义之后的空间的一种概括表述，而这些描述反映的恰是与现代主义空间正好反向的原则。现代主义未曾消失，只是在当代，当有更多内容和信息介入后，人们产生了对空间认识的变化。”

　　“人们凭直觉触摸一个沙发的织物面料，而通过阅读照片只能感知到织物肌理的图像，一些传统的与空间发生关系的方式被遗忘。一方面，现代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传统体验方式也给予了其他机会。我在那个阶段所思考的正是图像和人们本能地与空间接触的方式，图像与图像所阻隔的人与物质化空间接触的能力之间的联系。”还原是一个基本方式，范凌希望在反思创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创作理性与感性之间交际的基础上挖掘认知现实的能力。在范凌的这次展览中，胖、平、飘的概念被解释为，“胖，不同身份的主体性如何成为某个客观机器、工具或机制的组成部分?平，观者的不同身份和主体性如何在理性系统和艺术表现之间成为中间性界面?飘，在习惯性关联之外重新建立物质化的空间认知和介入空间的主体意识。”这也意味着建筑边界的打开。

　　探索空间边界的新尝试

　　“关于不同学科跨学科的方式，无论是在学科之间，抑或是通过一个学科到达另一个学科，还是借助学科交叉，拓展学科边界或专业之间有交集，都需要人类自出生就有的向前奔跑的愿望和动力。”在2011年后，范凌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2010年后，我越来越少涉及具体的设计工作，空间这个词语对我的意味不再那么空间化，当然它也可能成为对空间的另一种辩解。”我们不能逃避空间，在这一新的阶段，范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一个方向是空间本身的政治，另一个方向是对空间的物理性的探求——并不是材料意味的物理空间，而是更接近于对当代信息技术的利用。

　　对图像的滥用并不仅反映在建筑杂志上，当电子产品成为主要的再现客体和观念的媒介，并从平面化走向信息共享的时刻，对现实与虚拟的界定和认知就不单纯仅局限于图像志中了，转移给定的客观环境是必然需要的吗?信息不仅归属于屏幕的内置，它也可以作为社会形态建构的新的有力动机和单元，并为建筑学边界的拓展带来松动的机会。“我的兴趣在于思考通过信息技术如何增进对现实的认知，即智能本身如何增进你的实践。”

　　在了解范凌构建未来的思考路径的样貌前，需要先了解他本人对历史、创造和新等概念的认识。“没有一段历史可以被还原为真理，历史都是不断在推敲中基于不同的起点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之所以需要回顾历史，就是因为有些事物和观念已经存在，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必然让我们丢掉了过去的一些其他可能性，一个当代人在欣赏绘画时产生共鸣也许并不是因为读懂，而恰是因为对过去了解的缺失。”范凌提供了另一种读取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方式。当历史被看成不间断地时时为新时，范凌认为所谓的未来并不仅是创新，而可能是对历史遗忘重拾后的再次重组。这也正体现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的：“最好不要把‘新’埋得太深，成为一种神秘的‘创造’，而更应该认为是一种自发和蓄意的‘迁移’”。

　　这一迁移说使设计被看成是一种状态性的动词。“当我们看待未来时，智慧城市只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视角，在寻求通过一个储存庞大信息的智慧大脑之外，智能手机可能将是一个重要的规划工具。恰恰是技术的改变，为每一个人提供一个介质，才不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每次都通过改变城市形态来改变城市关系。例如城市居民可以通过google(谷歌)的交通软件了解所在城市的交通系统和状况，它基于群体提供的信息，提供了再现的方式，同时群体作为信息的使用者，以这种方式在某一个角度上影响了每一个人行为的决策，解决了城市问题进而促成一个软性的规划。”

　　“这一方向慢慢消解了传统建筑存在的状态，而在此处所称的传统建筑并不指向那些不现代的具体建筑，而是指传统建筑所构成的话语系统所作为的学科。我个人非常钦佩一些建筑师，例如卒姆托、赖特等，他们的建筑最终以墙、楼板和楼梯界定完成空间梳理。但我所做的将空间极度物质化的工作，并不是对具体材料的圈囿，而是将设计具体事件化和技能化，而这一方向并不存在于传统建筑学边界之内。”

　　有年长的专业人士指出，建筑的未来将交给那些对人性与数字技术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并能够基于认识通过能力完成优秀设计的人。而对人性与技术关系的认识，在范凌于认知现实与再现现实的过程中对传统物质性的消解中获得了一些突破，而这一路径本身也来自对设计这一概念、行为和逻辑的消解或迁移。

　　范凌不打算讨好他人，“行走在边界是我本能的选择，也因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年轻建筑师最大的敌人就是成熟度，成熟与否不是40岁以下建筑师的目标。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年轻建筑师的思维，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建筑可能的未来。”奔跑不息，思考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