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建筑应该像花儿一样自由绽放

　　袁野，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总部)A6建筑工作室主任，主持建筑师。2001年获得王嘉廉现代中国建筑奖，2007年获得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国际竞赛第一名，并被确定为最终实施方案。该公园于2009年建成开放，成为唐山市乃至全国最重要的纪念性人文景观之一。

 

　　看过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人都会对结尾一段长镜头记忆深刻：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巨大纪念墙下，一位老者久久凝视铭刻着罹难亲人名字的碑，然后，缓缓离去。

 

　　当地人把这面长达300米的墙叫做“哭墙”，上面镌刻了24万罹难同胞的名字。冯小刚曾直言：“中国对死去的人们不够尊重，帝王将相的墓都能留下来，但是哪个诗人的墓能够留下来?有也不多，更不要说老百姓了。”而这是中国第一次给老百姓修这样大规模的纪念场所，它的设计者叫袁野。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谈及2007年从来自17个国家的276套方案中被选为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实施方案，袁野用“太幸运了”四个字来形容。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设计如此规模的工程，而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也让袁野真切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是为了纪念死去的普通人，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集体凭吊的场所。最初接到竞赛题目的时候，袁野的第一反应就是，所有人的名字必须出现。“它不是一座崇高的建筑，更强调了一种普世的观念。在构思的2个多月时间里，我脑中涌现了很多想法，也翻阅了很多关于唐山的资料。我一直在想，如何用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来表达它，它一定是非常简洁的，任何人都能一下子读懂，而且一定要直指人心。在马上要投标的时候，我决定还是回归到最朴素的方式——纪念墙。”

 

　　墙是建筑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本设计中的关键。从入口到废墟的通长纪念墙，强化了纪念之路的主题，墙体将西侧的巨大水面和东侧的树阵分开，并通过一系列缝隙连通。“我们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并没有生硬地加入设计元素破坏整个基地，而是顺应了基地的潜质，将其挖掘出来。”

 

　　其实在方案最初，纪念墙的材料选用的是玻璃。袁野认为，石材的墙体过于普通，而且他曾认真研究过很多经典的石材纪念墙的设计，包括林璎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觉得难以超越，尤其是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完美无缺。“如果是玻璃纪念墙就不一样了，玻璃具有通透和反光的特性，它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是石材不能比拟的。我们设计了平行的两道玻璃墙，之间留出3米的通道，人可以在玻璃墙之间穿行。这样，刻满名字的纪念墙两侧的水面和树林与参观的人都会由于光的存在而叠合成动态的影像，所有的景致都浓缩在墙上。这会产生一种生者、死者及天空和大地的共鸣。”

 

　　但在设计深化的过程中，包括当地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很多人都对玻璃纪念墙产生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坚固性和维护成本上，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纪念性理解的差异。大家认为玻璃是通透的、脆弱的，不适合用来表达庄重感和纪念性。在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之后，袁野最终决定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换成抛光的黑色花岗岩。“放弃与抉择是一个相当煎熬的过程，那段时间我几乎做梦都在挣扎。但毕竟，这是为24万死难者和更多要纪念他们的活着的人设计的纪念碑，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公园奠基后举行了“7·28纪念活动”，那天的场景令袁野终生难忘。“活动是在晚上举行的，水面的每一块石头都放上了蜡烛，无数只蜡烛点燃后，真的很震撼。”在之后的几年，袁野陆续设计了唐山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唐山市立图书馆等，他已把唐山视作第二故乡。

 

　　在4200米海拔做建筑

 

　　2011年，袁野参与到玉树震后重建工作中，设计了杂多县文化中心，这是为当地藏民提供的一组文化建筑群，包括图书馆、剧院、书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和群众体育馆。

 

　　从北京到西宁，1800公里;从西宁到玉树，800公里;从玉树到杂多，200公里;其中需要翻越两个海拔接近4800米的垭口。杂多的平均海拔是4200米，而拉萨才不过3700米。在杂多的日子，袁野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剧烈高原反应，几乎彻夜难眠。但与这次难得的设计机会相比，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如此海拔，如此特殊的地点，能有如此机会，为这里的康巴人，为藏族孩子，设计一个图书馆、一个剧院、一个书店、一个研究所、一个体育馆，这是何等的幸运!尽管远不及完美，尽管这所有建筑加起来才不过一万平方米。”

 

　　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到底什么是杂多的文化中心，这就需要考察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从google earth(谷歌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地的民居大多呈现成L形的院落，因为既要遮挡冬季凛冽的西北风又要保证充足的南向光照。“我们在整组建筑群中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围合的院落。通过图书馆、书店和剧院的平面位置经营，塑造了一个面向城市开放的广场，这同时也是当地群众的文化‘舞台’，让惯于户外生活，且能歌善舞的康巴人在新城中，也能找到在高原上生活的感觉。‘舞台’的入口处矗立着‘六字真言’柱，每根柱子是不同的颜色，分别代表‘唵’、‘嘛’、‘呢’、‘叭’、‘咪’、‘吽’六个字，这让整个空间具有了宗教般的仪式感，也直接地表达了文化中心的民族性和地域特征。”

 

　　各个建筑单体延续了藏族建筑的方正形态，在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玉树地区，这种底座较大且形态规整的建筑形态是比较利于抗震的。建筑的单体设计从藏族的传统建筑样式中提炼出设计元素，并转化为现代建筑语言。图书馆的平面暗示了藏传佛教中的“卍”字符形态，而建筑形体的向上收分更是藏族建筑的基本特征。“我们在图书馆的窗户上做了一些调整，设计成错落有致的佛龛形状。剧场的收分形式一改倾斜墙体的做法，而是分成三段台阶的形态，与图书馆相对而立。书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是建筑群中的动态元素，并起到调和图书馆和剧场的中介作用，其恰当的偏转，让公共空间产生了灵动的效果。三个建筑如同和谐的三口之家，而这里也确能让杂多的康巴人找到家的感觉。”

 

　　体育馆的方案经过几轮修改，最终选用了白色哈达状的金属屋顶。建筑形体单纯有力，其坚实厚重的墙体如同康巴人粗犷强壮的身材和性格，而被称为“杂多帐篷”的巨大白色屋顶，则表达了康巴人的另一种性格——超然、浪漫和崇尚天空的情怀，也令人想到雪山——藏族人心中的神山。“也许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直白，不够抽象，但我希望这个建筑是语义清晰的，对文化符号的提炼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当地传统建筑及自然人文景观，让当地百姓，哪怕是小孩子也能一下子能看懂。”袁野说。

 

　　赋予建筑一种文化精神

 

　　A6建筑工作室近年来设计了很多文化类建筑，如何将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完整和抽象的形式转化到设计方案中，赋予建筑一种文化精神，成为袁野思考最多的问题。

 

　　袁野认为，建筑的文化精神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筑自身的文化特征，一个是建筑所处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实现这两个方面最终的有机结合，要找到一个点，如同写文章的点题。“比如山东省美术馆的设计，一方面要将美术馆的文化特性表达出来，要回答什么是美术馆。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其所在的文化环境。”袁野说，“文化环境包括多个层面：基地特征，这是小环境;济南的城市文化，这是较大范畴的文化环境;山东省的地域文化，这是更大的文化环境。这是要回答什么是山东的美术馆所必须要作出的追问。”

 

　　方案将开裂的泰山石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寓意东西方文化、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及生活之间的断裂、碰撞和融合。青铜器承载着山东悠久的历史，让人联想到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周礼文化。整个建筑的外表面覆以青铜，随时间流逝，不断氧化的青铜外表会呈现出一种沧桑感，从而使美术馆具有一种深沉的气质。美术馆置于方形的水中，水包围着巨石，并由裂开的口部渗入内部——这种水石交融的意象反映了美术自身所具备的元素特征，也体现了山东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符号，只不过以抽象化的手段来表达。

 

　　将每个建筑

 

　　当成一座微型城市来设计

 

　　“建筑应像花儿一样自由”，这是袁野在博客中的一句话。花儿确实是自由的，它依据自己的需要生长，无保留地迎接阳光和雨露，尽情展现它的灿烂。花儿也是开放的，它的开放并没有牺牲自己的独特性。建筑应当这样，城市也应该这样。不应因为少数人的不安全感和不负责任而人为设限，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城市的文明最终体现在对待自由的态度。

 

　　“我知道，这太理想化了，但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城市现在形成了无数堡垒，每一个空间都只对少数人开放，就像外人禁止入内一样，人的自由行动的意愿受到极大压制。我想从一个小区直接进入另一个小区，这在当代中国，经常是不可能的。包括现在很多学校和幼儿园的设计，也很少考虑到孩子在其中的自由活动和交流。”

 

　　袁野倾向于将每个建筑当成一座微型城市来设计，希望室内、室外呈现一种模糊的状态，人们可以自由穿梭其中。在迁安市第六实验小学的设计中，一个圆形的下沉公共活动广场和辅助建筑组成了学校的核心区域，所有建筑围绕这个核心区域放射性展开，音乐、舞蹈、美术、图书室容纳其中，以此鼓励儿童自主探索和全面发展。

 

　　核心区域提供了一个圆形的公共活动的平台广场，广场中央是一棵大树，既能在视觉上丰富学校的景观层次，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承载着儿童幼时的梦想。课余时间，孩子们在广场中休息、表演、嬉戏，获得轻松愉悦的成长体验。这一设计思路来源于路易·康对于学校本源的描述：“一个人坐在树下与一群人讨论他对事物的理解，他并不明白他是个教师，他们也不明白自己是学生。学生们在思想交流中做出反应，明白这个人的出现有多好。他们愿意让他们的儿子们也来听这个人讲话。很快空间形成了，这就是最初的学校。”

 

　　袁野说：“路易·康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位建筑师，其设计的萨尔克医学研究所和金贝尔美术馆剔除了一切庸俗的东西，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简洁、纯净和精神力量。从中我的确感受到一种路易·康所说的静谧与光明的存在，这两个作品是我的坐标，我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设计出这样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