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著名设计师Wim Crouwel一直倾向于“包豪斯”建筑派的设计风格。这样一种以工业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崭新“现代”世界的理念永远不会背弃他。特别是“包豪斯”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他们的工作创建了社会生活的具体元素,并激发了Wim Crouwel成为设计师的理想。作为一名设计师,Wim Crouwel很早就开始与瑞士一些著名大学接触。他发现了卡尔·科斯特纳、杰勒德·伊费尔这样令人鼓舞的对话伙伴(1952年、1953年他与后者共同工作了两年之外)。从一开始,Wim Crouwel就被他们在印刷艺术中表现的理性因素强烈吸引,这种因素也逐渐广为人知。从1954年到1956年,Wim Crouwel设计出范阿贝博物馆所有的手册和海报,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构成一个系列。他选择Gill作为印刷字体,他喜欢它的形状(Gill的每个字号都有单独的刻版)。其深浅层次富于变化,与粗体到斜体等不同的外形结合,演绎出千万种字形变化。
Wim Crouwel [以下简称WC],Michael Place [以下简称MCP],Nicky Place [以下简称NJP]
我们在都柏林糖果的24甜蜜对话活动,在这里Crouwel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魅力陈述,他的工作和思维的历史,这随后被拍成了一部电影Helvetica。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这并不是和Crouwel先生,我们可以补充说, 他相当理智,悄悄回到自己的酒店)。所以,我们终于在40分钟后赶来;我们非常歉疚,而他却十分理解……
MCP: 看着你的工作,我总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包括哪些形式,字体,版面。它的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却只能从它被创造的时间顺序上认识到这些。在那个时候,它看起来是令人震惊还是它作为好的设计被周围的人所接受,或是让人爱理不理?
WC: 这是一个运气数额,我们拥有合适的客户,主要是Van Abbemuseum 公司,以及之后的Stedelijk博物馆,他们都是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并且他们拥护这种想法。我们在设在荷兰南部[格罗宁根]的艺术学校见过面,1954年我在那里教学,(直到那时我是在进行绘画创作,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学校的校长认识那个公司的董事,六个月之后,已经开始教学的我得到一个电话,从此开始了与他的长期合作。他想要以更先进的思维方式来表现艺术作品,从而反映出现代艺术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对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他很赞成我直接应对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他来应对馆长对于他们所办的展览的种种赞成或是提出的异议。我只需要应对这个公司董事,而他很支持我的想法, 因为抽象画的创意很适合他们,所以非常接受我的想法。
MCP: 大众是怎么看你的作品的呢?
WC: 我真的不知道大众是怎么看的。但感兴趣的公众都很容易接受。我常应邀演讲,来听这些演讲的市民还是很能接受的。1952年我曾与一家瑞士设计师一起在52-54年之间为一家展览设计公司工作,我们一起做一个包括艺术、建筑与设计的大型项目,而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定义视觉世界”。由此产生了一个被解释为“美好生活的基础”的协会,它生产杂志来推广好的内饰以次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内饰的一个不同方向,它促进了新的功能审美,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推广思路、新的看世界的方法。1955年我遇到了室内设计师Kho Liang le,我们合作得相当好,后来成立了设计工作室。
MCP: 至于你提到的你成功的运气部分,就是作为赞助人的Stedelijk博物馆董事为更广泛的观众帮助你打破现有工作,如果你没有遇到他那些事情会变得非常不同?
WC: 不错,他的确理解好的设计的价值,即设计应体现时间的[新]思维。他具有法律背景,但他却像艺术的情人一样担任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在1954年他在荷兰买了第一件毕加索的作品,人们都说他疯了。他陆续又买了很多作品,这样逐渐积累了Stedelijk博物馆的藏品。
MCP:在你的讲述中你说到Stedelijk博物馆董事总是部等工作完成就来批判你的工作,他的批判是否很苛刻?
WC: 哦,他通常会说这样的话:“我觉得这还不够让人振奋”或是别的类似的话。他从来没有过于苛刻,我们有这样一个长期的持续关系。
MCP:当你变成了Boijmans van Beuningen博物馆的老板你也变成了你的客户,为Stedelijk博物馆作设计是否对你设计管理自己的博物馆很有帮助?
WC: 哦. 我采取了许多相同的技术——创作之后的批判以及代替设计师去应对馆长。作为一名设计师我有15-20年的工作经验,现在我要进入到老板的角色中去。Stedelijk博物馆董事是一个试验的印刷商,当我们遇到一起他总是有一个规则以及绘画的形式。但当我自己成为老板时,我发现很难处理老板的责任,并像我喜欢的那样参与到设计之中,所以我聘请了两个人与我一起工作。我给他们一个概念,不是“以我的框架工作”,而是通过一系列博物馆的目录、海报“使研究视觉化”。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将工作视为一个整体,并发现这是个错误的搭配,它似乎没有一个单一的声音。所以,我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约在这个时候, 8vo已经接手低级的Octavo杂志排版。我知道Hamish Muir和Simon Johnston曾任教瑞士,他们采取了返回英国并与其他合作伙伴已发展一种新的语言,逐渐远离这个瑞士背景;而尚未作出回瑞士或荷兰,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我如何委托8vo与我一起为了博物馆工作。我不想把我的想法强加给8vo主要用Helvetica,而博物馆的形式是未来的,所以尽可能只有一个尺寸的目录以及一个海报这已经是一个规则。这将意味着一切具有一致性。
MCP:你认为8vo与你一起进行这么大的事业是否会感到沮丧?
WC: 他们似乎没有那样。他们自己应对馆长,每一个馆长都想制作自己的目录,所以我只为了让设计师设计而去命令馆长。
MCP: 大家看起来似乎很热爱Wim Crouwel的工作。对我来说,出于其他可用字体缺乏表达而产生的你的字体设计,或者反应出工作已经成为新理念/设计的萌芽?
WC: 我们从来就没有设计全部字体,大约只设计十几个必需的字母。我一直苦寻的抽象概念,它可以冲击我的眼睛。我热爱无衬线字体。我喜欢和Gill 或者 Akzidenz Grotesk一起工作,他们都具有不平衡性,这令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就像Spiekermann在电影[Helvetica]中所说:“所有的小东西都使之有趣”
MCP: 我十分相信平面设计可以传递个人的表达,并且我相信平面设计可以发问并回答这些问题。你认为设计单纯为解决问题或者是进行个人表达哪个更重要?
WC: 当然,设计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我不能抗拒加入一些个人的东西。一个页面应该有张力。
MCP: 是什么对你的字体设计具有影响?
WC: Joseph Müller-Brockmann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在1957年见过面,并从那时起成为了朋友。但Müller-Brockmann除了Akzidenz Grotesk以外不用任何其他的东西,但他拥有伟大的灵感。
MCP: 你和JM-B互相批判对方工作吗?
WC: 没有,我十分敬仰他:他的年龄比我大10岁,他是我的英雄。我喜欢他极抽象的作品--这是了不起的,Müller-Brockmann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MCP: 我来到你们的工作很晚,当我看到New Alphabet在一个译本上,你知道Peter Saville以及他那个时候曾经使用过吗?
WC: 没有,我从来没见过他,直到我们在巴塞罗那一个会议上偶然遇见。
MCP: 你第一次看到Joy Division的封皮感觉如何?
WC: 在杂志和因特网上,有人善意地拿走字母使它们更易读,这当然不是原始的想法!最终我同David Quay在Foundry使新的字母成为全部工作的字体。他走近我,看我是否对这项工作有兴趣,因为所有的图纸因此而存在是不可能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绘图员,并且他依据我的草图为我制定了所有字母,因此,使之成为正式字体极有可能。他们还致力于发展Olivetti打字机委托的Gridnik,我自己、Joseph Müller-Brockmann以及其他的设计师互相委托为该打字机可交换球开发新的字体,但最终没有被使用。所以,我为Gridnik绘图20年或30年,David Quay研发、创造失去的字体和可见的不同的等级。我不是一个字体设计师,所以我作需要和别人一起来完成字体的设计。
MCP: 我目前正在研究一种字体,当你设计整个字母表你就会明白这是一门专门技术……
NJP: 听了昨晚你所说的话,我觉得当我们只看到人们目前工作所有的好地方,这自然使压力和困难消失在背景中,或遗失时间。你是否真正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间”?
WC: 哦,正如你看到的它已经太离奇了。虽然在开始时,设计师被称为“广告设计师”,他们与每一个人作斗争。但是,我们的设计师都互相了解彼此,都希望将设计抬到一个专业水平,使它拥有自己专业的权利。但我们也明白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永远不会十分富有,64年至85年间设计从未真正挣到钱,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薪资丰厚, 但企业本身没有丰厚的利润。事实上,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亏损,但我们从投资工作室的财务董事那里借钱,每年再还给他们,所以生意还很稳定,我们都能够有良好的薪水和养老金。
MCP: 我是从唱片设计开始做设计的,你有没有做过这些设计?
WC: 我从来没有做过唱片设计……
MCP:你做过。
WC: 我做过?哦,这是很奇怪的项目。不错, 我也和音乐艺术家朋友聚集在一起,但音乐不是我的业务。
MCP: 对我来说唱片设计一直是设计中的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领域,尤其是在英国。你认为音乐的设计重要吗?
WC: 嗯,不错。音乐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音乐的设计,我只是创作戏剧/舞蹈的海报。音乐的设计还不是我的系统……
然后就像我们匆匆赶到一样我们又不得不离开。我们感谢Crouwel先生这么慷慨地给我们他的时间,我们突然赶赴机场,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飞机被延误一个小时,我们还可以继续谈好一阵子。这莫非就是所谓的墨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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