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州"蜗居"样本实录 从"蛋居"到土楼公舍

针对都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实践，著名的样本土楼公社今年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的提名。而两年前，这个广佛高速边上的大型住宅投入使用，开始吞吐着南中国最大城市的打工者居住、生存的梦想。

“蛋居”

希望到春天的时候，“蛋”上能长满青草，我能放心地住回去。

12月10日，“蛋居”的建造者戴海飞9点半还没能赶到公司“蛋居”被搬走以后，他暂住在朋友家里，每天赶公车。

ldquo;这个周末准备去租房，”戴海飞说，打算把房租控制在800块以内。这个价格在北京大概就是十来平米的空间。戴海飞希望能回到他的“蛋居”生活，12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他说，希望给蛋居找到合法的形式，可是“进展很慢，不知道该联系哪个部门”。

戴海飞是典型的北漂青年，今年刚毕业参加工作。他老家在湖南邵阳乡下，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母亲在一家公司做清洁工，“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在湖南读完大学后，戴海飞来到北京的“标准营造”建筑设计公司工作。今年年初在深圳双年展上，公司展示了一个设计项目，叫做“城市下的蛋”，即可以移动的蛋形小屋。戴海飞受到启发，决定利用公司的设计概念给自己造一座房子。

在老家忙碌了一两个月，戴海飞花了6400多块钱买材料，建起一个蛋形的小屋。这个由竹条编织，有防雨膜，外面填塞麻袋作为保温层的小屋，下面装着小轮子，可以移动。小屋里仅可以放一张一米宽的床。小屋的保温效果并不好，北京冬天寒冷，晚上只有三四摄氏度。

国庆后，戴海飞花了三千多元，把小屋从老家运到了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公司大院里。这个立在草坪上的蛋居像一个巨大的鸡蛋，以至于许多大院里的住户以为是一个装置艺术品，却不知道每晚会有人在这里睡觉。

这个放置在公司大院草坪上的“蛋”，在戴海飞住了两个月之后，因为他的一篇网络日记被媒体发现。“蛋居”的故事不胫而走，戴海飞和他的蛋居一夜之间出名了。

随着媒体和网友热烈讨论，城市管理部门和物业公司也发出提醒，未取得审批用于居住的“蛋居”显然要被划入“违章建筑”。12月6日戴海飞和同事将蛋居搬走，送进了公司仓库。

戴海飞并不希望就此结束他的蛋居生活。“我住了两个月，不用挤公车上下班，不用房租，还是很好的。”12月7日，戴海飞在豆瓣日记上发布了一条声明。“我想为‘蛋’找个‘窝’，”他仍希望能找到一个合法形式保留蛋居，搬回里面住。

“蛋居”的设计者，“标准营造”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伙人张轲说，他们几次给城管部门电话，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直到对方不愿再接他们的电话。“社会还是越来越进步的，我相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能，”戴海飞对南都记者说。

“蛋居”的设计者张轲说，他曾在2008年获得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青年建筑师奖。那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主题就是关于“公民建筑”，张轲记得，他们当时曾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建筑师能不能作为城市知识分子，来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城市新一代流动人口和居住的关系问题。此后张轲和他的同伴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设计。去年深圳双年展他们推出“城市下的蛋”这个项目，打出的口号是“为流动人民服务”。“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点调侃，但也是很严肃的”，“城市下的蛋”项目设想了小姐宅、小摊贩宅、流学生宅、收破烂宅、背包客宅等一系列城市弱势群体的栖身之所，这些设计都跟他们谋生方式结合在一起。比如，卖水果宅前面是个椅子可以坐着卖水果，后面就是一个可以睡觉的小房子。公厕宅，给看公厕的人设计一个阁楼，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在双年展上张轲他们推出了两个“蛋”，一个是小摊贩蛋，另一个是K TV蛋，刚进城没找到工作没落脚点的年轻学生可以临时住在里面看管，路过的人唱一首歌一块钱，在双年展上被大量人围观。张轲开玩笑说，如果收钱一天可以收二百块。戴海飞的“蛋居”可以说是第三个蛋，张轲称其为“经济适用版”。

“如果能激起社会的讨论，对高房价产生一些讽刺，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张轲说，他们是希望可以这种“蛋居”的生活可以真正实施。但这绝不仅仅是设计的问题，还有城市法规能否容纳的问题。

作为居住，“蛋居”还有很多问题未解决，比如没有上下水系统，没有煤气，没有供暖。张轲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利用城市提供的方便的设施和系统。

就在戴海飞的小屋引发热议的同时，在北京大钟寺，一群年轻人刚刚拆掉他们设计的“九平米别墅”。因为没有保温系统设计，小屋无法应付北京寒冷的冬天。“九平米别墅”的建造者之一小马，在某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二年级。他们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集装箱内，设计了伸缩自如的桌子和椅子，需要时才滑出来的床，并且利用一部触摸屏智能手机开发了各种智能功能，包括遥控家具升降、移动控制、灯光控制等。在小马看来，这个实验以后完全可以在建筑里推广实施，为那些买不起大房子、蜗居的人设计更好的生活空间。但个人建造他认为并不现实。

戴海飞说，希望到春天的时候“蛋”上能长满青草，他还能放心地住回去。然而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戴海飞的愿望显然并不现实。一个合法的居住建筑，从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到获得建筑审批，面临重重关卡。一位豆瓣网友建议避开居住建筑的审批，以艺术设计品的名义申请，然而这无法回避戴海飞希望住在里面的事实。北京一家媒体的评论称：从设计角度来说，蛋居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如果有一天蛋居真正遍布整个城市，恐怕不是那么美好的事。

在土楼公社的设计者刘晓都看来，蛋居并不具有现实价值，而刘晓都设计的土楼公舍，则是真正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蜗居梦”。

土楼公舍

一对夫妻，最少30平米，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在城市中有尊严地生活。

2008年初夏，广佛高速公路边出现了一栋“土楼”。这消息在广州“驴友”圈中不胫而走。但让他们失望的是，这栋高6层、直径达72米的e字形建筑仅仅是继承了传统福建土楼的外形，里面的一切都是现代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低收入住宅研究项目，承担着为最多1860人提供基本居住空间的艰巨任务，它有一个贴切的名字&mdashmdashmdash; 土楼公舍。

庞石和女友叶华是第一批入住土楼公舍的住户。2008年，庞石从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便搬到了土楼公舍，靠开淘宝店营生。庞石现在还记得，当时由于毕业搬得匆忙，住进来太早了，土楼公舍很多基础设施都还不完善。“那个时候楼梯间还没来得及装上灯，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庞石说，但他们对整体环境还是非常满意，e字形的整体布局在保证基本的通风和采光的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使人视野开阔。更重要的是，35平米的房子里空间被合理划分，卧室、客厅、餐厅、独立厨房、卫生间都清晰明了。“当时看了很多房，可以说这里是性价比最好的了，600块钱想租到一个复式公寓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叶华告诉南都记者。

让庞石和叶华的心动的这些优点，同样也吸引了其他人。建成后短短几个月内，土楼公舍270间各式公寓便悉数租出，最便宜的宿舍式房间人均只要100块一个月，高峰时甚至还有外国人住在里面。但大多数住户还是像庞石和叶华一样的大学毕业生或城市小白领，“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一层有七八个屋子住的都是我的同学，那时候就感觉是学校宿舍平移了过来。”庞石站在门口指着不同的房子说，但是最后，这些大学的同学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都搬走了，现在就剩下他们一对。“第一批住进来的人现在还待在这里的几乎没有了，大多都搬走了，毕竟上班什么的都很不方便。”

刘晓都是土楼公舍的设计者之一，他所在的中国U RBA N U S都市实践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都市实践”)很早就开始关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宅问题，而刘晓都本人在美国迈阿密大学读研之时便花了两年时间投入到低收入住宅的研究之中。他与另两位合伙人&mdashmdashmdash; 孟岩、王辉承担了大部分土楼公舍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建成两年之后，再次谈起自己这件作品，刘晓都还是显得非常兴奋，“这可以说是我们公司做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是我们积累了多年才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说相当成功了。”

虽然积累了多年，但是事情本身来得还是非常突然。2005年，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考察完福建客家土楼之后，认为土楼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低收入住宅模式。11月，王石在深圳约见了刘晓都和孟岩，探讨了以客家传统民居&mdashmdashmdash;土楼为原型做低收入住宅的可能。刘晓都和孟岩在拿到这个课题之后非常兴奋，他对“土楼公舍是完成一个命题作文”的说法不以为然，“我们的研究不是从王石给出这个课题开始的。土楼实际上只是一个壳，我们把壳摆在这儿，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研究。”

刘晓都指的另一个角度，是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初便在关注的城中村生存模式。“你会发现，这些城中村均匀地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解决了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居所问题。”刘晓都说，为了真正了解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情况，他曾带着助手跑到清洁工家实地拍照，结果发现他们是四对夫妻合租一个30平米的宿舍，使用公共厕所，没有厨房。房子里面放着四张由单人床改装成的双人床，一对夫妻一拉帘就形成自己一个空间。“这是非常糟糕的状态了，整个生活没有私密性可言。”经过研究发现，30平米左右的居住单位可以基本满足城市居住需要的基本功能，能让人们有尊严地活着。

低收入人群愿意花多少钱在房租上，是城中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发现两百块是房租的上限。”刘晓都说，一个30平米的房子里住十个人，往往需要700元左右的租金，加上水电费、通勤费之类的一个月可能是2000元左右，平均下来每个人不到200元。

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在设计土楼公舍的时候将30平米和月租700元设定为基本值。刘晓都告诉南都记者，“同样是30平米的房子，我们提供了两个2.2米宽的小卧室和一个开放式厨房、一个单独的浴室，可以说条件比以前的要提升了十倍以上，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经过近六个月的方案设计和遴选，2006年5月，万科同都市实践正式签约，土楼公舍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整个操作阶段都不是很顺利”，刘晓都说，一方面，万科的基层管理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工程的意义；更令人头痛的是，土楼公舍的建设引起了选址小区其他业主的强烈不满。

根据万科和都市实践的计划，土楼公舍原本要建在深圳市有名的万科第五园。那是万科在深圳最为成熟的一个中式小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那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了，非常符合我们最初的设想。”刘晓都说，万科深圳公司也给土楼公舍安排了一块最理想的地，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没想到，王石有一天新闻发布会一高兴就把这个消息给说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万科要在第五园建一栋低收入群体住宅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断有第五园业主到万科投诉，甚至有业主在网上发帖警告万科，如果继续在第五园建设土楼公舍，就等着第五园的房价贬值吧。“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也反映了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一些矛盾。”刘晓都说，迫于来自业主的压力，以及考虑到第五园未来几期的销售，万科不得已停止了土楼公舍在深圳的建造。

最终，万科选择了将土楼公舍移师广州南海万科四季花城。这一次，万科建造时做得滴水不漏，没有走漏半点风声。2007年12月15日，土楼公舍主体施工完毕。2008年7月19日，土楼公舍迎来了它的第一批住户。

万汇楼

在开放后不久，它就被命名为“万汇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主要是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中下层人入住。

从广州市中心朝金沙洲方向行车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四季花城，沿着四季花城公交车站后的一条小路走约十分钟便能看到这幢土楼公舍，这里实际上已经是佛山的地界。在它的不远处，广佛高速川流不息，高速公路对面是一排排灰茫茫的低矮的厂房和由一栋栋奇形怪状镶着粉红色瓷砖的握手房组成的城中村。在这种“丑陋”与规整漂亮的四季花城小区的夹缝里，土楼公舍有些尴尬地存在着。

“现在这栋房子是在一个角上，靠着广佛高速，可以说是在一个最差的位置上。”刘晓都说，原先的设想是建在城市中心那些没有商业价值或者由政府拥有的土地上，并不是说地理位置要非常好，但是至少要有方便的交通设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够建在不同的社区之间，从而实现不同社区之间的混合，而居住在土楼中的人能够直接为各个社区服务，“城市就像人体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复杂机器，你如果把不同阶层的人强行分开是要出大问题的。”为了更为有效地体现这种开放的态势，刘晓都舍弃了传统的围墙，而是采用了一种半圆弧的开放模式，并在这里设置了商店、食堂等公共设施。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使得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实际上，土楼公舍也不属于四季花城。在四季花城和土楼公舍之间有一面高高的铁栅栏，将两者分割得清清楚楚。四季花城的一些业主也跟深圳万科第五园的业主一样，不信任这栋标榜“吸纳”低收入群体的住宅。

四季花城的业主贾致说，在土楼公舍刚开放不久，就有一些四季花城的业主前往管理处投诉，土楼公舍的一些住户占用了四季花城的公用设施。但是后来随着四季花城门禁措施的不断加强，非四季花城的业主便难以进来，这样的抱怨也就越来越少。

而土楼公舍的自身管理也让四季花城的邻居感到放心。在开放后不久，它就被命名为“万汇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它并没有真正如当初王石和都市实践所设想的为“三保”人员提供基本住宅，主要是一些大学毕业生和一些城市中下层入住。在申请的时候，土楼公舍管理处也要求住户要有固定的职业以及公司的收入证明等材料才允许入住。与此同时管理处也在土楼中贴出了各种各样的励志名言，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作为土楼公舍的设计者，刘晓都对这个现状是基本满意的。但他认为，土楼公舍在起到建筑学意义的同时，应该还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那就是能够成为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过渡住宅。“我倒不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要住在土楼里面，它有点像以前的湖广会所，是一个可以投奔的地方。”刘晓都说，土楼能为他们提供一种集体生活的模式，让他们住在一起远比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强行让他们和富人住在一起要有价值得多。在集体生活的模式下，他们能够有效地互相交换信息，形成自己的社区，通过这样一种柔和渐进的方式使他能摸到生活的门路，适应这个城市，然后顺其自然地搬出去了。

但对家住土楼公舍二楼的周德福来说，刘晓都的这种想法显得并不实际。他今年已经三十岁了，到广州也已经有十年之久，目前在天河附近做销售工作，早已过了融入城市的阶段。两年前从猎德城中村搬到土楼公舍，周德福没想到广州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同猎德的城中村相比，不仅房租便宜许多，更为关键的是生活环境要好了很多倍，而且更加安全。作为代价，他每天必须在通勤上花去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十年前有高人指点，没准我现在都有好几套房了。”周德福对记者说，现在也经常去各大楼盘看房子，但就是买不起。像周德福这样的情况在土楼公舍中大有人在，有的是孤军奋斗，而更多的是拖家带口。

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充满了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扭曲。

土楼公舍从2008年一开放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270个房间在短时间内就租赁一空。一个租客往往需要在网上排队将近一个月才能等到空房位，有时候甚至还需要聘请一个土楼里的“眼线”刺探情报才能幸运入住。但至今为止，土楼公舍仍是孤例。

这与建筑本身并无关系。实际上，刘晓都在设计之初便将可复制性作为低收入住宅的指导方针之一，“做土楼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制。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环境不挑剔，从而可以整楼重复。“你不能够指望建筑来解决社会问题。”刘晓都说，建筑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人营造的一个状态，只有人去使用后才能给它意义，低收入群体住宅必须有人关注。

由土楼公舍引发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讨论持续不断，并不断发酵。与此同时，广州房价飞涨，四季花城的房价已经从4000元每平方米涨到了近万元每平方米。土楼公舍对面那块原本空旷的土地也开始有施工队进驻，加班加点地在施工，巨大的噪音让原本安静的土楼公舍显得有些躁动不安。土地上长满房子之后，我们如何有尊严地居住，并活着？

(应采访对象要求，庞石、叶华、周德福均为化名)

蜗居样本

地下“蜗居”

2010年9月，在河南郑州，64岁的退休矿工陈新年在自家为棚户区的房子下面为妻女所挖的地下居室。他用了整整4年时间，目前已挖出50平方米的空间。在地下居室，他和老伴可以跳舞、唱歌，而且据陈新年说，他的设计能抵抗8级地震。陈新年计划或将挖出三室一厅。街道办认为“地下室”属违法建筑，但对于如何界定，法律上没有确切说法。陈新年夫妻俩称，挖掘地下室的主要动因，是由于房价飞速高涨，早已超出了他们购买能力。“假如有钱买房，我们也不会这么干。”

集装箱活动房

近两年，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集装箱房屋。这种住人集装箱以工地租用给工人居住为主，也有一些私人购买和租用的情况。住人集装箱的最大优势是价格便宜。3&time6米的集装箱，出租价格是6元/天-8元/天不等，如果要购买，每个售价1万元，可根据买家需求订制。专家认为，开发“住人集装箱”也许是未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图为深圳107国道转机荷高速入口两旁树林里，收废品阿姨的临时集装箱住处，她在此住了10多年年。

胶囊公寓

2010年4月，北京海淀区六郎庄，退休在家的热能动力高级工程师黄日新老人，受日本“胶囊旅馆”的启发，开始自行设计、建造“胶囊公寓”并出租。每间房长2.4米、宽0 .72米。一张单人床，可上网、看电视。每间月租200至250元。在高房价。黄日新给“胶囊公寓”的定义是：给人提供最小的生存权和最有限的隐私权的小型建筑物。“走进一间房，迎面一张床，三面都是墙，抬头铁丝网。”是胶囊公寓的真实写照。

厦门5平米

吕国华是厦门的一个普通白领，2007年7月13日，他突然发现：工作8年后，他的8万积蓄，只够在厦门岛内买5平方米的房子。于是这个年轻人想到一个创意：建造属于自己的5平方米“豪宅”。房子用钢架结构，长2.5米、宽2米、高3.2米，墙是钢化玻璃的。2007年10月“豪宅”竣工。该房子是一家位于厦门岛外的海沧未来海岸小区的某购物中心所赠，房子就立在商场门口。10月1日，吕国华入住，他在这里住了7天后，10月8日，搬出这座房子，回厦门岛内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