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建筑不良基因何在？
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hellihelli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除了这些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被提前拆除的普通住宅，其数量无法统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年至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
分析.规划
短命规划最致命
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生物界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规律，在城市建设领域其实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拆”其实不必是个禁区，即便是国外的一些发达城市，也同样存在拆除过时建筑，规划建设新建筑的需求。近日美国苹果公司征地拆迁遭遇钉子户，正是其中一例。
不过，中国建筑“青壮年”的非正常“死亡”，恐怕并不能因为咱还是发展中国家就被视作正常现象。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作为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建筑在多产的同时却往往短寿，平均寿数只能持续25至30年，如此英年早逝，的确令人唏嘘。
当然，长寿有长寿的道理，短命有短命的原因。对于建筑而言，规划其实就好比它的先天基因，假如建筑规划合理，选址得当，符合需求，这样的建筑当然才有先天优势。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规划的科学与审慎，往往被抛诸脑后，随心所欲的搭积木式规划，更是导演了太多“甫一建好，旋即拆除”、“正当英年，却遭爆破”的悲剧。可见，建筑规划的先天不足与基因缺陷，无疑是导致中国建筑短寿的最根本因素。
此外，当城市的拆建日渐成为一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GDP来源，甚至为了让城市显得生机勃勃，非要把城市搞得日新月异，甚至拿“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作为成绩单，如此城市规划与建设，其实很大程度上已在重蹈“大跃进”式的覆辙。当拆建更多成为中国无法摆脱，甚至必须倚重的发展模式时，中国建筑陷入“拆了建，建了拆”的西西弗斯式宿命自然也就无从规避。
吴江
分析.政绩
不能再让GDldquo;催命”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这一现象确实耐人寻味，令人深思。然而不少官员不仅乐此不疲，更沾沾自喜，总以为为老百姓办了实事、大事。在这些官员心目中，只要把城市建设好了，就是为百姓负责，为地方做贡献了。殊不知，一届政府一个规划，一任领导一个做法，拆了建、建了拆，看上去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实际上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大。尤其是因此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官员们可能无所谓，老百姓却心疼得要命。
作为政府官员，衡量一个建筑该不该拆，考虑的不是节约和负面影响，而是能带来多大政绩，以及政府花不花钱、花多少钱。而好多地方的拆迁、重建往往是客商、开发商等出资，政府一般不会花钱，反过来还会从中得钱&mdashmdash;比如土地出让金等。政府不花钱办实事，何乐而不为呢&mdashmdash;这正是某些官员的“行为准则”。难道说政府没花钱，就可以拆了建、建了拆，不管社会资源浪费多少？
“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名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GDP，进而追求地方官员的政绩。正是在这种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一些不该拆的房屋、设施被大量拆除，成了“短命建筑”。这一现象，实在不能再不重视和改变了！
万阕歌
建议
让决策失误者心痛
实际上，公众关于短命建筑现象的质疑乃至炮轰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类似的现象依然没有终结的迹象。在公众及相关专家一再因为心痛而为此呼吁之时，一些地方决策者却依然会做出让建筑“短命”的决策，根子何在？固然与“一届领导一套规划”、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及某些建筑的质量不过关等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决策者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不仅如此，他们为此还获得了GDP及形象工程上的“好看”，因此成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依旧光鲜的建筑被炸为建筑垃圾时，当公众纷纷为这种浪费心痛之时，地方主要领导们却没有丝毫的“心痛”之感，因此才会有如此决策，这才是根本问题。
显然，要改变这种非正常的短命建筑，在不断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严格建筑质量监控的同时，更应该从上述导致决策者们“不心痛”的根本性问题上努力：首先是让城市的每一起重大规划都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包括召开听证会，先过百姓意见关，尤其是让百姓衡量是否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其次是官员政绩考核上综合考量GDP，尤其是绿色GDP；再次，一旦新建的重大工程被认为是形象工程，或者是没有达到相关法规所规定的相关建筑的最低“寿命”，就必须让决策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哪怕是这些决策者已经“高升”，并深入追究这种决策背后是否有腐败。
张东阳
观察
公民监督给建筑延年
这边在轰轰烈烈地拆楼，那边百姓诟病不止。据《中国青年报》今年2月的一份调查数字称，近日，一项对491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50.1%的人表示不满意，仅8%的人表示满意。之所以这么多人不满意，是源于他们积蓄的社会财富在变着戏法地被“短命建筑”直接和间接地侵吞。以前的像英国那样的百年老屋，我们并非没有，只是而今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者们，更乐见于GDP大拆大建中增寿，而民宅减寿罢了。
显然，这是一些官员视规划法如儿戏，将其当成橡皮泥，一届届地捏着玩。另外，无视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至100年。这些法律法规根本约束不了一些拆建上瘾的官员。他们的思想根源还是目前城市规划理念上存在的片面追求GDP政绩意识所驱动。于此，短视观念、短期利益便充满着一任地方领导的大脑中。前任一期规划，后任倾情推翻。加之少数官员从中涉贪，更加剧了这些建筑的夭折命运。
更有甚者，一些建筑在“青壮年”往往还是“突然死亡”，公众之前毫不觉察。最后往往是楼已倒、家已铲，百姓纵然嘴角骂出老茧已是徒劳。所以窃以为，当前监督城市规划需要激活公众权利，让规划的命运与当地居民的意见并肩同行，唯有如此，我国建筑才能躲过夭折命运。广州市长万庆良不久前曾说，为民做主的时代已过去，由民做主的时代已到来。是时候了，我们必须首先归还人民的监督权，让建筑增寿的命运与公民意见同行，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的整个行程中看到公民的身影。
周明华
-评判
不追责无法遏制想拆就拆
关于建筑寿命，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有一条规定，“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记得去年1月1日该法正式实施时，曾被舆论对遏制政府“想拆就拆”寄予厚望。但由于对违法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并不能对违法者怎么样。法律缺乏“杀伤力”，如何遏制得了“想拆就拆”的冲动？
由此可见，只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严格城市规划修编制度，使城市有一个长远规划，使建筑拆迁有法可依，严肃追究违法拆除者责任，才是破解建筑“短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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