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1938年4月生,广东东莞人。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2001年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荣获200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长期从事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主持了200多项重大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获国家、部、省级优秀设计奖80多项,其中国家金奖2项、银奖3项、铜奖4项。其主要代表作包括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天津博物馆、澳门大学新校区、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浙江大学新校区总体规划及主楼、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重庆大学、江南大学、广州大学城、北京奥运羽毛球馆、北京奥运摔跤馆等。出版专著7部,并在《建筑学报》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72岁的何镜堂院士说话快、走路快,办事节奏更快&mdashmdashmdash;他曾经在一天时间内,从广州出发到了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
今天的争分夺秒,源于何镜堂对时间的珍爱和紧迫。45岁,他才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从事心爱的专业。56岁成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61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仍然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天说起何镜堂的代表作,大多是他当选院士之后的设计。
今天,瘦削而充满活力的何镜堂依然没有停歇,依然以他的快节奏活跃在建筑设计一线。
艰难领悟
“创新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考虑问题。”
少年时的何镜堂既喜欢绘画又喜欢数理化。“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中学老师对建筑师的解释打动了何镜堂。
报考大学时,何镜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专业。此后,又师从我国老一辈著名建筑学家和岭南园林建筑创始人夏昌世教授,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建筑学硕士。
1965年,何镜堂硕士毕业,留校当教师。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何镜堂先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不久工作单位被取消,他被下放到湖北山区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繁重的劳动何镜堂从不抱怨,最难熬的,是无边的彷徨。
“一天劳动完,我一个人躺在草堆里,望着天空发呆,突然觉得很彷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的人生道路怎么走。”40多年过去了,那一幕依然清晰地印在何镜堂的记忆中。
彷徨中,他开始认真阅读《矛盾论》、《实践论》。如何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如何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矛盾如何既对立又统一?这两本书让他找到了答案,既解决了当时的困惑,也为其后的建筑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何镜堂创造性地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两观”即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指的是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决定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一理论成功指导了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团队的建筑创作和规划设计实践,在建筑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以设计大学校园著称,形成了一整套大学校园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其哲学根基就来自艰难岁月的领悟。“我每接到一个项目时都告诉学生,不要急着动笔,先来分析条件,吃透要求,然后考虑当地的文化、环境、地理条件,找出与其他项目不同的地方,抓住主要矛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创新也就有了根据。创新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考虑问题。”何镜堂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何镜堂敏锐地感觉到,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大发展的机遇,校园建设也将迎来难得的机遇。他开始思考:要适应现代化教育的特点和手段,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培养人才,校园建筑就必须符合这样的需要,用环境育人。层层思考与调研之后,何镜堂带领他的团队形成了务实而独特的校园建筑设计系统,在大学校园设计这一领域做了几百个项目,其中包括为人熟知的浙江大学新校区、重庆大学、广州大学城、广州药学院、武汉大学、江南大学校园、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等。
中年起步
1983年,何镜堂举家南迁,回到了阔别18年的华南理工大学。那一年,他45岁,职称只是普通的“建筑师”。
离开北京回到华南理工大学,是何镜堂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留在原单位,我就会平淡地等待退休,就会永远和自己喜欢的事业失之交臂。”何镜堂坦陈。
那是一次艰难的思想斗争。
先是家庭。夫人李绮霞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多年,业务出色,回到广州很可能意味着事业的停滞甚至中断。女儿和儿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回到陌生的广州,难免不适应。
对于自己,何镜堂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已过不惑之年,专业中断了10余年,还行不行?
1973年,何镜堂从湖北调到北京,在轻工业部建筑设计院工作。设计院主要从事工厂设计,他钟情的民用建筑设计一直没派上用场。他不甘心没有尝试就轻言放弃。
何镜堂决定悄悄地积蓄实力。
他开始参加所有与建筑有关的竞赛,哪怕是不起眼的小比赛也认真准备。第一次,是一个很小的建筑美术竞赛,得了三等奖。名次不高,他却很高兴。
不久,他又参加了一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又得了个三等奖。
然后是北京农民住宅设计竞赛,何镜堂得到了二等奖。作品拿到全国农民住宅设计赛上,获得三等奖。“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当时就想,我还有机会,我还要搞下去。从那时候起,我就不畏惧竞赛。”坚韧与顽强,始终是何镜堂人生的主线。
方向既定,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路径问题。时不我待,他必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快速发展之路。
“建筑是讲求实践的科学,建筑师是用作品说话的。当然,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设计就会缺乏文化内涵。大学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既可以从事理论研究,又有实践的条件。”何镜堂将目光锁定母校&mdashmdashmdash;华南理工大学。
调动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1983年,何镜堂举家南迁,回到了阔别18年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那一年,他45岁,职称只是普通的“建筑师”。
刚回广州时,没有住房,一家人只能暂时住在招待所里,行李零零星星地寄存在办公室和同事家里。有一个大立柜,回广州两年后才有机会打开。广州天气热、蚊虫多,上小学5年级的女儿很不适应。懂事的女儿没有跟父母抱怨,而是偷偷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舅舅哭诉:我做梦都想回北京!
“设计”人生
尽管天气闷热,夫妻俩拼命干了20多天。交稿前一天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如期赶出设计模型。
何镜堂咬牙坚持着。
几天后,机会来了。
那天,建筑设计研究院陈院长问他:深圳科学馆要招标,你想不想参加?何镜堂的第一反应是:机会来了!当然要参加!
“当时我爱人正在市场买竹竿,准备给家里挂蚊帐。我跑去告诉她招标的消息,她立刻就表示支持我。”夫人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至今令何镜堂充满敬意。
没有工作室,夫妻俩就在学校的走廊里支起桌子画图。如何用现代化的手段和设施综合满足各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和学术交流的要求,达到建筑造型与功能的内涵有机统一起来?何镜堂夫妇从环境构思入手,结合厅堂建筑使用功能,运用现代建筑设计理论和共享空间的意念,以八角形为母题,加以组合、切割和延伸,并通过工作模型推敲、比较,使形式与功能、空间、环境有机统一。
尽管天气闷热,夫妻俩拼命干了20多天。交稿前一天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如期赶出设计模型。第二天,设计方案和模型送往深圳。真要感谢“深圳速度”,白天评选完毕,晚上就通知何镜堂:中标了!
从这个项目开始,何镜堂走上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自如。
论起步,何镜堂比同龄人晚了不止10年。他却巧妙地用“设计”弥补了差距。在农村劳动的时候,他不曾放弃希望,并从思考中收获了受益一生的思想方法;在准备调动的几年间,他坚持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一点一滴地重拾信心;中年起步,他为自己设计了“三结合”的道路和“三个到位”的原则,这条科研路径使何镜堂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成功率。“设计”人生绝非易事,何镜堂却真的做到了。
1989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希望何镜堂出任副院长。何镜堂只提了一个条件:不脱产。1992年,何镜堂当选院长,依然坚持“不脱产”。何镜堂的建筑事业逐渐驶入快车道。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先后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等奖项。他主持设计的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获得我国建筑界最高设计奖项&mdashmdashmdash;国家优质设计金奖。
1992年,何镜堂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夫人李绮霞的家人、亲戚都在美国,一直希望他们去美国团聚。这一年,亲戚帮何镜堂全家办好了移民手续,一家人只要买上机票就可以直飞美国了。
何镜堂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让夫人带女儿和儿子去美国,自己留下。理由是:孩子去美国读书,可以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世界;他自己要留在国内,因为国内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将为建筑师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夫人再一次选择了理解和支持。夫人陪着两个孩子到美国住了一年,又返回国内。
何镜堂的判断再次得到了验证。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何镜堂的事业不断攀上新台阶。1994年,何镜堂被评选为全国建筑大师。1999年,何镜堂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距离他回到广州重拾心爱的专业,只有16年。
荣誉面前,何镜堂没有止步。“建筑没有100分,建筑师没有常胜将军,想通了就不怕输了。如果没有工程,院里几百人如何生存发展?学生靠什么提高?自己为人师表,名气不小,但不能总拿过去的成绩和方法来教学生吧?”一番考量之后,何镜堂选择了再次出发。
以何镜堂的资历,与许多评委都有不错的交情,不少人建议他私下多与评委沟通,争取在招标中提高胜算。何镜堂却坚决不肯:“那些是不光彩的事,我不能做。我从来不走后门,赢要赢得光明,输也要输得磊落。”
“还好大家都对我很宽容,输了也没有人耻笑我,这是对我很大的鼓舞。”何镜堂谦逊地说。事实是,在与各国高手的同台竞技中,何镜堂保持了较高的中标率。2003年,何镜堂的中标率达到了惊人的46%。
成为院士之后的10年,何镜堂的创作更加饱满更加精彩:江南大学总体规划、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2008年北京奥运会摔跤馆、2008年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天津博物馆、澳门大学新校区、钱学森纪念馆、安徽省博物馆、宁波帮博物馆、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hellihelli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背后,都浸透着他的智慧与汗水。
震撼人心
让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让建筑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这就是何镜堂不断追求的建筑之美。
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幕,作为中国馆项目总负责兼总设计师的何镜堂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馆的展示主题被确定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何镜堂认为,中国馆的建设重点,应该是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中华文明灿烂而厚重,什么最能代表中国特色?今天的中国,蓬勃发展,如何表达时代精神?又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可以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完美结合?
何镜堂反复思索,同时也被一种激情燃烧着:他要表达出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精神,要让这种朝气蓬勃、繁荣富强的精神发散出来!
何镜堂团队呈现给评委和公众的,是一座大气宏伟的“东方之冠”。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庄严华美,形成“东方之冠”的主体造型。地区馆水平展开,形成华冠庇护之下层次丰富的立体公共活动空间,以基座平台的舒展形态映衬国家馆。国家馆、地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空间以南北向主轴统领,形成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构成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
方案一出,立刻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人们的观感不同,却有一点共识:中国馆是“中国的”,是一张极富辨识度和冲击力的中国名片。“中国馆的创作,体现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理念。中国馆不能很具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像和理解。只要能体现中国文化和精神就好,每个优秀的建筑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何镜堂心中的中国馆。
纪念性建筑,是何镜堂最为人关注的创作形式之一。在何镜堂的创作中,这样的建筑都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让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让建筑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这就是何镜堂不断追求的建筑之美。少时心中那颗热爱建筑的种子,早已在坚韧而达观的磨练中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何镜堂无暇安享绿荫,因为,他毕生追求的建筑之美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