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亿元生态工程重塑敦煌

一提到敦煌，人们马上会想起名动天下的莫高窟和月牙泉，还有风景独特的雅丹地貌和胡杨树林。然而，近年来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屏障”功能不断退化，曾经的戈壁绿洲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从今年6月开始，一项耗资47亿元的生态保护工程在敦煌铺开。

“渴”到极致的敦煌

敦煌自古少水，但现在似乎“渴”到极致。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疏勒河、党河是维系敦煌绿洲生态平衡的两条血脉。然而，自1960年起，随着双塔水库、昌马水库和党河水库的修建，疏勒河和党河的河道开始断流，并影响了西湖湿地的地下水补给。同时，大规模的移民与开发加剧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浪费与破坏。

据统计，敦煌境内地下水的允许开采量为5040×104立方米，而实际提取地下水量每年高达7753×104立方米，采补失衡。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室主任、敦煌站站长屈建军告诉记者：敦煌在过去的34年间，地下水位呈阶梯式持续下降了13.18米，党河干流水系资源毛利用率已达到97.8%，敦煌盆地水资源毛利用率高达100.2%。受来水减少和地下水超采影响，月牙泉水域面积由1960年的22.5亩降至2009年的8.5亩，最大水深由8米降至1米。

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引发大面积天然植被枯萎、死亡，天然草场退化、沙化。目前敦煌有沙化土地3823×104亩，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81.3%。库姆塔格沙漠每年向敦煌绿洲内部推进3～4米，沙漠与绿洲近在咫尺，对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向以历史文化名城为傲的敦煌也不得不开始面对文化遗产受损严重的现实。风沙、粉尘的侵蚀加剧了莫高窟文物保护的难度。一方面严重积沙造成了栈道和洞窟埋没；另一方面尘沙物质对壁画、塑像的磨蚀相当严重。据统计，在莫高窟现存的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洞窟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和脱落等损坏。

敦煌绿洲天然屏障功能削弱，正直接影响着敦煌及周边县市、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是“及时雨” 更是“持久战”

敦煌地区的生态保护迫在眉睫。温家宝总理曾先后四次对敦煌生态问题作出重要批示。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敦煌地区的生态保护战正式开始。

《规划》提出：到2015年，敦煌将初步建立流域水权制度，通过党河流域节水、疏勒河干流节水及双塔水库生态水量下泄以及水资源合理配置，使敦煌地区农业用水比重下降到80%，党河流域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7500万立方米以内，月牙泉水深维持在1米以上。到2020年，党河灌区地表引水量不超过2.2亿立方米，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过6800万立方米，月牙泉水深提高至2米以上，满足自然生态景观要求；敦煌盆地土地沙化、绿洲边缘天然（草地）生态恶化初步得到遏制，西湖生态基本维持稳定。

这项生态保护工程耗资47.22亿元，历时10年。要实现“坚持全面节水与适度调水相结合，坚持流域治理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相结合，坚持生态保护与水资源合理利用相结合”的治理目标，任务艰巨。

47.22亿元的投资，涉及“三大三小”灌区节水改造、引哈济党和阿克塞调蓄、月牙泉恢复补水、敦煌市城市地下水源地置换、党河和疏勒河河道恢复与归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和桥子湿地生态引水等一系列生态恢复综合工程。

从哈尔腾河引水到党河是《规划》里的一项重点任务。屈建军认为，引哈济党可以一定程度补充敦煌的水资源，但这个调水方案是从一条脆弱河流向另一条脆弱河流调水，是以牺牲一部分生态来挽救另外一个生态，因此调水规模一定要适度。他还强调，引哈济党工程的实施要全面加强对苏干湖水系的生态监测，动态评价调水的生态影响，及时采取措施，避免调水引发新的生态问题。

法规护航 科技支撑

为了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甘肃省随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全面推进敦煌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进行。

一是明确职责分工，健全体制机制。新成立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协调委员会负责疏勒河和党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节水、生态用水和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是遵守法规制度，强化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疏勒河流域、党河流域一系列水资源管理、水量调度等法规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三是扩大公众参与，保障农民权益。在节水和改善生态的同时，要促进农民增收。

四是加强监测评估，推进科学实施。加强灌区和流域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水资源监测、计量监督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水资源调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五是注重政策引导，巩固治理成效。制定综合配套政策，扶持农民发展高效节水农牧业，建立长效机制。

“生态修复和文化遗产保护中，科技的支撑必不可少。科技支撑要走在项目的前面，至少是和工程项目并驾齐驱，才能使《规化》科学实施。同时，根据水资源开展合理的移民布局、传播良好的节水意识也是敦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屈建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