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赏析

中国原始社会建筑

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早更新世中期，中国就已出现了多处旧石器文化。在许多天然洞穴中曾发现使用火和粗制石器的遗迹， 例如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就曾发现人类远祖居住的山洞。洞内出土了人的骨骼化石、骨器和原始装饰品。在当时，山洞高于河面，是理想的藏身和保存火种之地，只是山洞完全处于天然状态，也正如《易·系辞》所说的“上古穴居而野处”。

依古代文献中“构木为巢”、“冬居营窟，夏居 巢”等记载，表明当时巢居形式亦已存在。此外，在东北地区还发现了由兽骨堆积的围合体，据信是旧石器时期的建筑遗迹。由于这时期的资料极为匮乏，因此这里所涉及的中国原始社会建筑，仍着重于新石器时期这一范畴。

新石器时期建筑遗址的分布

中国新石器时期（公元前6000～前2000年）遗址迄今已发现一千余处，分布几乎遍于全国。由于起迄年代、文化内涵、生产水平和自然条件的不尽相同，使得它们的发展产生若干区别。当时社会生产的主流，已由原始的渔猎和采集，逐渐转变为较固定的农业耕作，并出现了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和一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结构也由单纯血缘组合与人数较少的原始人群，进化到关系复杂与人口较多的氏族部落。在建筑方面，已知有群居的聚落，供生产与生活用的窑址、公共房屋、住所、窖穴和畜圈，供防御的垣墙、濠沟，原始崇拜所需的祭坛、神庙和神像以及公共墓地等。

１．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

属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址的，有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公元前5400～前5100年）、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公元前5200～前4800年）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聚落面积不甚大，一般为1～2万平方米，已经使用半地穴房屋，墓葬集中置于聚落近旁。这些文化大体散布在今日的甘肃东部、陕西西部、河南中部及河北南部一带。

新石器中期可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为代表，它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该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青海、甘肃交界处，北抵长城沿线及黄河河套地区，东及河南东部，南达湖北西北。遗址已超过一千处，有代表性的除仰韶村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陕县的庙底沟，山西石楼的岔沟等。所发现聚落遗址均有一定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多种建筑类型。

河南郑州大河村新石器中期多室型房屋遗址

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1600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这时有相当多房屋的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涂以白粉，个别建筑的下面还使用了夯土台基。这种夯土技术的扩大使用，表现为城子崖的古城围垣。

就黄河地区而言，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中晚期，是文化辉煌发展的最高阶段。

２．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遗址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首见于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县的石家河文化。其时代约处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分布范围大抵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及河南西南。建筑已大多为平面方形或长方之地面房屋，并有套间及长达三十间的连屋，结构用草泥垛墙及木柱梁。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大规模的聚落与密集聚落群，以及最大占地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之古城多座，这些古城大多已有夯土城墙、护城河及水门。

长江下游则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及同时的嘉兴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为代表。它们分布在杭州湾、舟山群岛及太湖沿岸一带，其特点是使用了有异于中原的干阑式建筑。这种下部架空的结构，适合于炎热潮湿和多虫蛇蚊蚋的江南水乡，其渊源可能来自远古的“构木为巢”的巢居形式。此外，余杭瑶山遗址的夯土祭坛，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３．内蒙古大青山及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

分布在今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及吉林西北一带的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具有与前述诸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点。以包头市东的阿善遗址为例，其居住房屋的外墙及聚落围垣均用石砌，其西侧台地上另有由块石堆砌之祭坛。而辽宁牛河梁遗址更发现了“女神庙”及泥塑神像残迹。

当时人们的生产工具还很落后，劳动的技能和知识也都尚在启蒙阶段，但通过长期艰巨的努力，还是创造了许多新的建筑形式和内容。其建筑成就具体表现在：

第一，古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聚落、居住建筑、陶窑、祭坛等多种前所未有的建筑形式，为后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最早和最基本的基础。

第二，在结构上，窑洞、木梁架和干阑三种类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基本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结构形式，特别是木梁架式样，更成为中国建筑结构中的主流。其构造也从绑扎发展到榫卯。

第三， 聚落选址时注意近水、向阳、不受旱涝、易于防御，还注意把聚落分为居住区、生产区和墓地。这些经验，是通过长期实践取得的，对日后各种村镇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施用于筑墙垣、坛台、屋基的夯土技术，对后代建筑影响至大。而土坯砖、木骨泥墙、烧烤地面、白灰面及室外散水等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应用，不但大大改善了当时建筑的使用及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还为后世长期所沿袭。

第五，审美观念亦已反映到建筑中。例如室内墙面涂以白灰，不但增加了亮度，也增加了美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泥片，更表明了多种色彩和图案的装饰已不限于陶器，而是扩大到建筑中了。

第六，环绕向心、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等建筑布局原则及若干基本几何形体的应用，已大量应用于或体现在聚落、祭坛和居住建筑之中。

  夏、商、周三代的城邑

据文献记载，夏代统治的四百年间，都城曾多次迁徙，如阳城、阳翟、斟、帝丘、原、老丘、西河……等，但是这些遗址现均无从追索。公元1975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毗连方形小城（每边长度约100米）二座，其大部夯土城墙尚可辨析。在城内夯土残基中，有数处埋葬二至七人之奠基坑，还出土了陶器及少量铜器碎片。经碳14检测，此城建造时间距今4000±65年，相当夏代早期。有学者认为此遗址即夏代始帝禹的都邑——阳城。公元1979年在河南淮阳平粮台，亦发现相当于夏初（测定为4130±100年）之古城。该城平面方形，每边长185米，方位北偏东六度。夯土城墙残高3.5米，基宽13米。城内有房基十余处，部分建于土台之上，部分建于平地。屋墙已普遍使用土坯砖，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及三角形多种，墙外表有的涂抹草泥。城内又发现由轮制之陶水管多节及冶炼后之铜渣。

商代诸王亦多次迁都，已知者有西亳、傲、相、耿、邢、奄、殷等。现经发掘者有河南洛阳偃师县尸乡沟商城，该城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其平面大体呈南北长之矩形，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南垣已为洛河冲毁，城内探出有城门七处。门道两侧遗有木柱洞，道下沟底铺鳞状石片，系城之排水沟。城内南端有周以围墙的集中夯土台，估计为宫室所在。再据文献《尚书·序》说“汤始居亳”、《帝王世纪》说“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及地望，此城很可能是一世成汤所居的西亳。晚商时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该遗址东西广6公里，南北长4公里，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其宫殿位于洹水河曲之南岸，环以手工业区及民居。王室、贵族的墓葬则集中于洹水之北岸。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小城为早商时期，大城为晚商时期

二里头商城遗址内底部铺垫了石块的排水沟

二里头早期商城4号宫殿遗址

南安阳洹水南岸殷商都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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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诸侯城可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为例。该城位于盘龙湖畔高地，平面呈菱形，城垣周长1100米，面积65400平方米。宫室位于城内东北高地上，民居、手工业区及墓葬均在城外。该城建造约在商代中期。

西周初期的都城丰、镐均位于今日陕西西安西北，早毁于西周末犬戎入侵之际。而地处河南洛阳的王城雒邑，建于武王立国之初，是为西周之东都，史称“成周”。及东周平王东迁，乃正式奠都于此。后因年久废弃，汉代又建河南县城于其上，原貌遂湮没难寻。但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可见成周的范围不小。经多次考古发掘，在上述汉城外发现规模更大的东周城遗址。城内偏南有施围垣之大夯土台基，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陶水管，以及多种形式的饕餮纹、云雷纹瓦当，当系周王宫殿与宗庙所在。城北为面积甚大之窑场及骨器、石器作坊。

关于周代都城的确切情况，目前尚难了解。据《周礼·考工记》所载之周王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表明该城平面系对称布局之正方形，由通过城门可容九车并行的纵横道路，将王城划为相等的九区。宫殿居中，宫前左置祖庙，右建社稷。周王面南临朝而背北为市肆。上述布局反映了“王者居中”、“为数崇九”等王权思想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帝都建设的影响极大。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反映了“王者居中”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

建于周初之曲阜（今山东曲阜），为鲁国诸侯都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外垣始筑于西周，有城门十一处，门道宽7～15米，门外两侧建突出墩台。宫室在城中偏东北处，有大型夯土台基多处。手工业作坊位于城内北部及中部，其间散布民居。已发现城内大道十条，以自宫室南通向南墙东门，并延向门外之舞雩台者为主要之干道。

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建于西周夷王元年（公元前887年），平面为不规则之矩形，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17平方公里，已探出对外城门七处及城内道路七条，城内主要分布手工业作坊及民居。小城在大城西南隅，面积约3平方公里，有城门五。城西北隅有大面积夯土台，俗称“桓公台”，当系齐侯宫室所在。二城内均发现设计与铺筑良好的石砌下水道，最长者2800米，宽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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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三代建筑概况

夏代建筑的遗迹极少，目前尚无完整的发现。继夏的商代则有较多的遗迹显露出来，已发现的商代城市有王都（河南洛阳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及诸侯城（湖北黄陂盘龙城）。

宫室以晚商安阳的殷墟为典型，已沿中轴顺序排列祭祀、朝廷与后宫三群建筑。位于武官村一带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由墓道、墓穴、二层台、腰坑等组成，墓中除有殉人、车马及多种动物外，附近另有大量供祭祀之杀殉坑。有的墓上发现建有祭祀建筑。一般居住建筑大多为地面房屋，半穴居甚少。条状及多室建筑已相当普遍。根据文献记载，商代已有皇家苑囿。

由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周代城市，除王都丰、镐、雒邑以外，大小诸侯城（如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燕国的下都、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为数甚多，其规模与平面布局极不一致，但“内城外郭”之制已很明显。在《周礼》中对王城及诸侯城之面积大小、垣阙高低、道途宽窄……已有若干简单记载，由于各遗址屡经改建与破坏，已无从予以证实。这时出现的筑城高潮，与诸侯之间长期残酷的兼并战争有直接关系。此外，为了防御和扩大边界，还沿边界或险阻构筑边城，秦、燕、楚、齐诸侯国边城遗迹仍清晰可见。以后又发展为针对外族匈奴入侵的长城防御系统。统治阶级的淫奢享受，大大推动了宫殿、离宫、苑囿的建设。

留存于山东的齐国边界城墙，修筑于公元前5世纪

由于当时未解决木石材料的多层结构问题，因此上述建筑大多建造在高大的土台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高台建筑”。

统治阶级墓葬的地下部分，仍保留着商以来的固有形式。但某些战国的贵族墓上，已建有高大的土丘和祭祀建筑。在建筑材料用于构造和装饰方面，已制作并使用了覆盖屋面的陶瓦、铺砌地表的陶砖，以及少量的金属（铜）构件。这是建筑中的重大进步。

  夏、商、周三代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成就是基础性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１．在建筑设计中，特别是皇家建筑，已有了事先踏勘地形和规划布置。周武王建雒邑，即命周公旦赴当地“相土尝水”。另如秦雍城之宫殿、坛庙，以及商、周之贵族墓葬，显然都是经过规划才施工的。而在商代藁城台西民居墙内发现的白云母及石英划出的直线，以及战国中山国王墓内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也都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

２．就使用功能而言，到周代为止，宫殿、坛庙、陵墓、官署、监狱、作坊、民居……等建筑均已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内涵都已经具备了。

３．自原始社会就已大量使用的土木结构，到夏、商、周时期，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木柱梁为房屋结构的形式已经成为当时建筑的（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柱网亦逐渐趋于整齐，又出现了斗拱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建筑结构构件。虽然实物无存，但间接表现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令  和战国中山国王陵出土之铜架中，木构件也更加精确多样。夯土广泛用于筑城、大面积广庭和建筑台基，技术又有了提高，特别是高台建筑的出现，是与夯土分不开的。

４．陶制地砖、屋瓦、水管和井圈，铰叶等的使用，是建筑技术上一个重大进步，不但发掘了新的建筑材料，改进了建筑构造，延长了使用时间，还改善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在陵墓中使用白胶泥和积沙的方式以防水、防盗，也应说是相当成功的措施。

陕西凤翔秦故雍城的金   ，这是一种金属建筑构件

５．等级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反映到建筑中来，商代墓葬制式即是一例。到周代封建制度更加谨严，例如对各级城市的面积、城阙高度、道路宽窄……均有明确规定。在使用色彩上亦有区别，如柱子的颜色，规定：“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  。”

６．衡量建筑尺度的标准也逐渐规格化。如周代对道路的宽窄以“轨”度之，城墙高宽以“仞”、“雉”、“寻”度之，一般建筑用“丈”、“尺”、“寸”度之，室内面积则称之以“筵”，筵即席也。

７．建筑外观总的比较低平，这是因为当时尚未能解决高层结构问题。但后来出现了高台建筑，使建筑外观有了很大变化。已知当时建筑的屋盖形式有四坡（即“四阿”）、攒尖、两坡等多种。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级着色外，又有墙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

建筑构件的外形也常予以装饰，如燕下都出土“山”字形栏干砖、虎头形出水管等。在装饰构图方面，如同心圆、卷叶、饕餮、龙凤、云山、重环等纹样，常见于瓦当及空心砖上。而铸于铜器、漆器上的纹样就更加精美，如三角形、波形、涡形等，其中若干亦已用于建筑本身的装饰。

战国时期的部分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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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代早期的宫室

河南洛阳二里头发现的夏代早期宫室遗址，系由数组周以回廊的庭院组成。其主要殿堂置于广庭中部，下承夯土台基。台基平整，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边缘呈缓坡状，斜面上有坚硬的石灰石或路土面。而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30.4米，南北深11.4米，以卵石加固基址。建筑结构为木柱梁式，南北两面各有柱洞九个，东西两面各有柱洞四个，但柱网尚不甚整齐。壁体为木骨抹泥墙，屋面则覆以树枝茅草。以上做法均符合文史中夏代建筑采用“茅茨土阶”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主体建筑面阔为等跨的八开间，回廊已出现复廊形式。前者表明偶数开间的使用包涵着某种宗法礼制的内容，而后者表明这种复合形式的渊源定将更为久远。

宫殿基址群发掘现场

周王宫殿的实例至今尚无发现。依《考工记》所述，宫殿布局前为宗庙、社稷，中为朝廷，寝宫当在其后，其排列与殷墟颇为一致。而古文献中又称周代宫殿系依“三朝五门”之制。所谓“三朝”，为大朝、常朝、日朝，分别用以处理特殊政务、重大政务或日常政务。“五门”为皋门、路门、应门、库门、雉门，但位置与名称各家说法不一。

依陕西凤翔秦故雍城宫殿遗址，有沿南北轴作对称排列之五重庭院，其外周以宫墙，是最接近于上述“三朝五门”的建筑实例。

  三代的离宫、苑囿

周朝初年，文王建灵沼、灵台，但不禁民众入内渔猎，基本仍属自然性质，仅人为稍加改建。西周末至春秋，各国诸侯势力日强，大建宫室楼台，竞相引为时尚。如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今江苏苏州姑苏山），三年乃成，周旋曲诘，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见《述异记》）。其他知名者如楚之章华台、豫章台，秦之章台，齐之琅琊台等，皆屡见于记载。由上可见，高台建筑不仅见于正规宫殿，而离宫别苑往往亦以此为名。   多彩的民居“大房子”——首领居住及举行公共活动之处

就其位置居中及面积较大的特点，应是当时氏族首领居住及举行公共活动之处。它为平面方形（10.5米×10.8米），入口在东，面对中央广场。室内置四柱，柱间有火塘。西侧柱与矮墙间分隔为三小室，为已知有此项措施之最早实例。父系社会晚期的“大房子”则可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找到，该建筑亦位于聚落中部，平面呈梯形（前墙长16.7米，后墙15.2米，左墙7.84米，右墙8.36米），面积约130平方米。建筑纵轴为北偏东30度。前列三门，中门有凸出门斗。室内中部有大火塘，并发现有后室及侧室遗迹。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窑洞——最早的建筑形式

所谓窑洞是沿土壁掘出与地面平行之洞穴，又称横穴。它与天然洞穴颇为相似，可能是古人最早创造的建筑形式，现存实例可见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但它的时代较晚，约在仰韶晚期，即公元前2600～前2200年期间。其中一处遗址包括室外场地、门道、门洞及居室四部分。居室平面呈梨形，面积约16平方米。门东向，室内中央有一灶坑。室顶作弧度较平之穹窿状。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半穴居——深约1米浅坑

在地面掘出深约1米的方形或圆形浅坑，坑内一般用二至四根立柱承托屋架，其结合用绑扎法。屋顶覆以树枝及茅草（有的表面再涂泥），下部直达地面。入口为附有门槛之斜坡门道，门道上建两坡屋顶，例见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般于室内中央稍前置火塘，建筑面积约在10平方米左右。实例最早见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及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晚期。

半坡村原始社会大方型房屋复原图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地面建筑——室内室外地面平齐
其室内居住面与地面平齐或稍高于室外地面，这种情况至少在仰韶中期即已出现。平面有圆形、矩形及多室型，不过后者出现较前二者稍晚。在结构方面，木柱梁已成为主流，夯土及土坯亦已开始萌芽。建筑形式则有屋盖直达地面的穹窿式与由墙壁和屋盖组合的“正规”建筑两种。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干阑式——木桩木板木柱梁

用于水网地带及热湿丘陵地区，例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建筑平面为多室组成之矩形长屋，通面阔约30米，通进深7米（包括宽1.3米之边廊）。建造时先在土中打入木桩，桩上铺厚木板，板上再建房屋，使之架空，以防潮避水和抵御兽害。建筑结构之木柱梁均以榫卯连接，廊间施直棂勾阑。这些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木作实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木构榫卯

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苇编残片，用于干阑式建筑铺垫地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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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建筑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包头市莎木佳村西南之红山文化祭坛遗址

该遗址全长14米，形成三个小丘，以对称布局形式自西南延向东北。南丘为圆形石块，高0.8米，直径1.5米；中间为方坛，高度相若，面积为3.8米×3米；最北为二重方坛，高1.2米，下层面积7.4米×7.4米，上层面积3.3米×3.3米。各坛相距1米，均由巨石砌成。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原始祭坛
此祭坛由南北轴线对称布置之十八堆圆锥形石块组成，全长51米。南端石堆最大，直径8.8米，残高2.1米。北端石堆最小，直径1.1米，高0.2米。中间十六堆直径1.4～1.6米，高0.35～0.55米，各石堆间距0.8～1米。此组石堆外有石墙三道，内侧平面呈“U”形，较为完整。另二道仅余西南方向之残余各一小段。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该遗址共分三层，最内为夯筑之红土台，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外以灰土筑围沟，深0.65～0.85米，宽1.7～2.1米。沟之西、北、南三面又以黄褐色土筑土台，其宽分别为5.7米、3.1米、4米，台面铺砾石。其西、北再以砾石建石墙。坛上列有南、北二行墓葬共十二座。依遗物判断，墓主可能是祭师。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此遗址亦属红山文化。庙址为深0.8～1.2米之半穴式样，平面似“土”字形，方位北偏西，纵长22米，最大处横宽8米，由一个多室建筑和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就其平面而言，多室建筑有中心主室和旁室，旁室呈中轴线左右对称。就其建筑技术而言，墙体使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拍实压光，看来当属神庙的殿堂。经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泥塑女神头像及躯干、上肢残段。出土泥块上绘有赭红交错、黄白相间之三角纹、勾连纹图案。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残肢

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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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工程

夏、商、周三代之墓葬

夏代帝王墓尚无发现，据记载为“不封不树”。禹出巡道死，即葬会稽，因山为陵。

商代帝王墓可以殷墟大墓为代表，墓坑平面皆为矩形，中掘出二层台，墓穴有腰坑，内葬犬一头。大墓有四墓道，次者为二墓道或一墓道，亦有不建墓道者（如武丁帝妃妇好墓）。殉葬的近侍置于一层台上或墓道中，墓外另有殉葬之牲、车马坑，以及大量的奴隶杀殉坑。墓上不起坟，但有的墓（如妇好墓）上已建有面积不大的祭祀建筑。

周代帝王大墓形制基本同上，但诸侯亦有用四墓道者。大概自春秋起，墓上已逐渐累土为坟。建于战国晚期之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其王与后、妃三陵并列，上构高大夯土台，台上建祭祀建筑。该墓中出土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铜板，上刻划有陵墙、土丘、祭室及附属建筑之名称及尺寸，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建筑设计图。陕西凤翔秦国贵族之墓地虽建于战国，但仍未起坟，然于外围掘沟环绕。已发现的周代大墓均采用土圹木椁形式，墓室用井干式大木堆砌。

河北平山战国晚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镶刻在铜版上

《兆域图》的摹写图

在距中原较远地区，墓葬形式常依当地的习俗而定，如江南（今江苏南部）曾流行墩墓。所谓墩墓，是在地面铺垫石块或砌小型石室以置死者，然后平地堆土起坟。它的出现或许与当地地下水位甚高有关。而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多山崖之地区，则使用将木棺高置于崖穴的悬棺葬。云南少数民族则有用石板砌为棺具的。总的来说，这些墓的数量不多，也不是当时墓葬的主流。

在葬制方面，等级制度在周代特别突出，除前述之墓道外，墓内棺椁亦有规定，即“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随葬的礼器为，天子、国君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实际发掘资料表明并不完全按此规定，有的有所增减。一种可能是死者受到特殊礼遇，另一种可能是在“礼崩乐坏”情况下的僭越。至于普通百姓则属底层，有的掘穴而埋，有的连墓圹也没有，常在灰坑或灰层中发现他们的尸骨。

新石器时期墓葬建筑

早在旧石器晚期，古人以天然岩穴为居时，就有将死者集中于洞后掩葬的习俗，如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已知的新石器时期母系社会遗址而言，氏族成人死者多集中埋葬于聚落外的墓地。采用简单的矩形平面坑墓穴，无葬具，仅有少量随葬的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儿童遗体多盛以陶瓮，埋葬在聚落住所的近旁，例见西安半坡仰韶遗址。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村发现一处仰韶晚期墓葬。墓主为壮年男性，除以三人（已知男女和少年各一）殉葬外，墓主左侧（西）有以贝壳摆砌之虎形图案，右侧（东）亦有贝壳摆砌的龙形图案，都是背靠墓主头朝下。是为“东苍龙、西白虎”之最早发现，且龙、虎形象更接近后世，当系父系社会统治人物权力表现之象征。

河南濮阳西水坡村仰韶文化晚期墓葬。墓主身旁有贝壳摆砌之虎形、龙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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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建筑

秦、汉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汉代建筑用的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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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方式是柱梁或墙梁式，但从西汉初已开始使用正规的拱券结构了。这时以筒拱为主要结构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为了加强拱券的承载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砖加“枞”，叠用多层拱券，及在券上浇注石灰浆等措施。到东汉时才出现覆盖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这些刻画在门楣、柱、墙、门扉等表面的形象，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事迹、装饰图案等，表现了生者对神鬼的崇敬，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线刻，也有浅浮雕和深浮雕，甚至还有圆体的透刻。大概是为了造成似壁画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上还涂上了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反映面，以及传统雕刻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此外，画像砖、画像石除了表现自身的艺术风格，还和其他墓中建筑构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艺术处理（浮刻、圆雕、壁画等）相配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如山东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阳空心砖墓中所示。

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砖墓中的浮雕立柱和透雕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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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也是出现在汉墓中的重要艺术表现之一，如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不但表现了墓主身居高位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部分了解到当时城市、官署、道桥等许多建筑的情况。河北安平县逯家庄汉墓壁画，则使人们看到一座大型坞堡内部的稠密建筑、庭院及高大塔楼的形象。至于反映田园劳动、射猎、出行、宴饮等内容的壁画就更多了。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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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栈道

栈道又称阁道，就使用情况而言，有下列两种情况：

一种是置于建筑之间的空中通道，如西汉长安城中，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与桂宫、北宫之间所建的阁道。有的文史资料中载及阁道架越城垣，即城内建筑和城外建筑之间在空中架阁道相通，由此可知，其下之支承架构的高度不会太低。此外，在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坞堡明器中，亦可见到此种阁道形象。不过宫殿之间的阁道系宫室建筑，离地较高，长度亦远，故建有屋顶及两侧护壁，以避风雨日照。而坞堡阁道主要功能在于方便各碉楼之间的联手防卫，故仅有两侧之勾阑而无顶盖。

另一种是通行于悬崖峭壁之通道，如秦、汉时由关中越秦岭至巴蜀的山道险途。其构造方式为先沿石壁开出宽1～2米石道，上横铺木梁木板。或在崖壁上横向凿孔（口宽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间距约2米），并下加斜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又于路之旁侧加构铁链或木栏。道宽约5～6米，可容车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盖。在栈道路面距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梁下斜撑改用直柱支承。这种措施对结构有利，但山洪过大时，易将支柱摧毁。秦人修建的入蜀栈道至东汉末仍然保存并继续使用，如自关中通往汉中之子午道，以及其西之褒斜道；通大散关之故道，以及自围谷往傥光之骆谷道，均为商旅往来及军事运输的必经之途。除此以外，尚有汉武帝征四川时所开之棘道栈道及黄河三门峡的漕运栈道等，均屡见于文史。可惜此等栈道，多数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毁于战火。

桥梁

在汉画像砖石及壁画中，曾多次出现这类建筑的形象，再佐证以文献，可知当时桥梁有多种式样。

一为柱梁式桥。这种桥置木桩或石礅于水中，上架木梁或石梁，再铺板成桥。它的形象又分为平直的与折线的两种形式。前者桥面平直，一如四川画像砖石中所示的长安渭河桥。其承桥之木桩排列成行且甚密集，桥面可容二车并行，桥侧构水平之卧棂勾阑。文献中提及的东汉洛阳跨谷水之阳渠石桥亦大体如是。折线式桥侧面形状如高度不大之梯形，桥自两岸起向上斜起，至河中改为平直，其结构仍如前者。使用此种式样可能有利于船舶自桥下通过。在某些画面中，除桥上通行车马，桥下有船外，桥之两端各立表木一根，以告路人桥头之所在。

二为拱式桥。拱式桥见于画像石者有多例。桥拱表现为弧线形，这在交通上是比较合理的。汉代之拱桥，虽历史文献中全无线索，但画像石上所刻图像恐难出于虚构，惟有待日后发现实物予以证实。

汉代画像砖上所表现的拱桥，上有车马行人，下有船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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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

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虽实物不存，但自壁画、画像石及建筑明器等多方面的间接物证，可予说明。四川画像砖及河南、河北诸地出土的陶楼，平面均为方形，层数自三至五层不等。甘肃等地坞堡明器中央的塔楼，也都大体如此，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极限了。已见诸例，其楼体皆有显著收分，楼层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在局部形象上，各式出跳斗拱和斜撑，平座勾阑纹样，各层窗扉棂格，屋脊起翘与装饰等，都给了我们许多鲜明且具体的形象，并得以与现存的汉代建筑实物（如墓阙）相互印证。反之也说明，许多明器的形象是相当写实与可靠的。

现知的汉代楼阁面积还不甚大，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建筑的大跨度问题未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它在建筑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对佛教建筑中的佛塔中国化的影响较深。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陶楼明器

汉代陶塔楼明器 北京地区出土

汉代陶塔楼明器 河北阜城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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